野心之诛

谁都知道，在现代中国，“政治野心”是重罪中的重罪。在彭德怀、高岗、林彪、四人帮、孙政才、傅政华等人的罪行材料上，“政治野心”无不是最重要的一款，而且是“批判斗争”的重点，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邪恶之心。官员们再笨也知道，宁可做贪污犯，也不能沾染“政治野心”。无论朝野，恐怕都没有人想过：“政治野心”怎么会成为人之大恶呢？如果有人告诉你：不仅政治野心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罪行，就是任何别的野心，也不应是罪行！想必你会大惊失色。世上难道还有如此需要启蒙的常识吗？

野心之罪

既然“政治野心”——或一般地，任何野心——被指为大恶，那么首先不妨见识一下，那些因“野心”而获罪的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野心。

高岗是建政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官，被定罪为“大野心家”，有野心且成了“家”，可想见其野心之大。在被打倒之前，高岗官至国家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等等，其兼职甚多，难以备述，反正是位高权重，已经进入核心权力圈了。据官方材料，其野心主要是欲取刘少奇（或者周恩来？）而代之，成为最高权力的接班人；简言之，有僭取高位之心。当时他是领袖的最贴近的心腹，显然不可能有夺位之心；其所谋者不过是“副领袖”而已。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亦有此愿望，但表现出来的似乎仅高岗一人，领罪的就只能是他了。不知道人们是否想过：高岗或许正是那个“心怀大志，愿承担大任”之人呢？如果他更练达一些，仅有雄心却不说出，是否仍然有罪呢？

林彪是位居高岗之前的更大的坏人，已经被钦定为“大野心家”了，其野心之大自然更无疑义。但他在被定罪之际，已经是法定的“接班人”——依传统说法就是储君或者太子——究竟还能有什么更大的野心呢？是“取领袖之位而居之”吗？显然不合常识，他在次高的位置上候着，岂不是更省力更安全的谋位之道？至于“谋反”之说，更近于传奇，反正死无对证，就只能任凭他人罗织了。

李锐离权力中枢尚远，在高岗、林彪面前只能算“小人物”，按常理说，挨不上“野心”之罪。但在1959年庐山的政治风暴中，鬼使神差，他被卷入“彭德怀案”，就被铁定为罪人了。在已有的重罪之上再加一个“野心罪”，依那个时代的办案常例，不过是小事一桩罢了。而且李锐确有野心表现：据说在朋友圈中曾经口出狂言：指望在50岁前位至宰相，即当时周恩来的位置。在现代政治文化中，这种言论当然是骇人听闻的政治野心！如果在古代，只想到50岁登相位，显得有点“胸无大志”。不妨说，李锐的问题不在野心，而在其生不逢时！或许，他也不该读多了古书；否则，怎么会在朋友面前自叹位卑权轻、老大无成呢？

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总喜欢将现代政治的某些弊端，归结于旧传统的遗毒。其他不论，唯“政治野心”难入此列。恰恰相反，历代政治传统都是鼓励“鸿鸪之志”的。项羽年少时不过一介平民，就狂称“彼可取而代之”，“彼”就是指秦始皇。替项羽作传的司马迁，并没有批评项羽不该有野心。至于一般士人，如果在年少时坦承其“鸿鸪之志”，愿日后“拜相封侯”，则肯定会被夸为“少有大志”，大大增加被举荐的机会。可见，古代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并不忌讳天下英才胸怀大志；不妨说，实际上是不惮鼓励某种野心！

鼓励野心的传统显然不适用于本朝，这源于现代领袖高度特殊的警觉。过分通晓《资治通鉴》的领袖，开创了一种独具匠心的政治传统，以超乎寻常的警觉看管权力，对于权力的任何潜在威胁都会被重拳处置，即使那种威胁仅出自某种无端的幻象。这样一来，凡是对权力、公职、权位等等表现出特殊兴趣、甚至任何无心的议论，都会被警惕性特异的领袖视为野心，以致身败名裂，甚至蒙杀身之祸。

简单说来，现代中国政治中的“野心之罪”，其秘密就是如此。

西方政治

上面已经提到，所谓“野心之罪”，并不符合中国历代的政治传统，特别不能视为我们的国粹，而纯粹是现代领袖独具匠心的一项独创，其用意在于保证权力的绝对安全。

现在则要进而指出：“野心之罪”更不合于现代西方理念，是一种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的心态的产物。

现代西方政治，一如其他领域，包括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等等，都无例外地处于完全的开放状态。此处不妨只说政治开放。所谓政治开放，就是使几乎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机会——仅仅设定很低的门槛——竞争政治职位。所有志在从政的人，对政治职位以及与之关联的权力、地位、荣耀等等，表现出兴趣与欲望——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就是野心——是完全正常、自然的事情，而且是开展政治竞争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所有人——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表现出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心如死灰，那么社会所期待的那种政治竞争大戏，就演不起来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个政治机器就无法运转，继之全部社会生活就只有熄火了。

由此可见，与现代中国政治恰恰相反，西方政界人物的“政治野心”，不仅不是什么罪过，而且是政治人物不可缺少的禀赋；不具有这种禀赋者，不可能也不应该进入政治这道门。政治职位的一个潜在竞争者，如果过分谦让，在公众面前忙不迭地表示自己在政治上毫无欲望，那么人们只能认为：要么此人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要么是一个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根本不应进入政界。

总之，具有政治野心，是西方政要的本分；能力越大，野心一般也越大。完全没有野心的人，最好远离政坛。

今天的美国政坛，谁都知道拜登与川普是一对竞争对手，两人都“野心勃勃”，没有一个愿意心甘情愿主动退出。

罪乎非罪乎？

上面的对比叙述表明，对于“政治野心”的看法，东西方的理念不仅不同，实际上完全相反。因此，在说及“野心之罪”时，只能分开来考虑，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西方政治中无“野心”一说，对此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中国政治的情况就有一点微妙，不免有些复杂的讨论。

首先，得毫不含糊地表达一个根本观点：无论官方理论如何为他们的权力制造出什么神圣不可犯的神话，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没有任何义务去维护这一神话；至少在理念上，不妨肯定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那些原则，认可思想上的自由选择，不认同官方对“野心之罪”的认定。对于所有依据“野心之罪”而被治罪的个人，在内心深处表达一种基于人类普遍权利的理解。

其次，充分意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被官方裁定有“野心之罪”的个人，对其历史地位与道德评价，取完全开放的观点，这意味着不预设任何结论，尤其不预设任何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裁定。这些人，如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完全可能具有崇高的人格与值得充分肯定的精神价值，亦可能具有堪为典范的道德形象。例如，在中国朝野都广有影响的“硬汉”彭德怀，就值得这种肯定评价。

在另一个极端，在官方裁定的“坏人榜”上，有些人则因其公认的恶行而得不到宽恕，例如“大野心家”张国焘就属此类；但他之该被唾弃，并非官方所称的“野心”，而是因其暴行：他在1930年代所主导的野蛮杀戮，从人类认可的任何标准看来，都是万恶不赦的；这个屠夫就是该钉在耻辱柱上，这与他是否有什么野心无关。

除了上述两种极端之外，其他人数众多的“野心家”——例如林彪的“四大金刚”、所谓“四人帮”、以及近年来高层权争的失败者如薄熙来、孙政才等等——从总体上看，固然都是官方政治哲学的受害者，但其真实的人格高下与道德形象，则可能多种多样，未可一概而论。但今天有足够的道义力量去关注这些人吗？在庞大的受害者队伍中，他们有什么理由应得到特殊关注？其所背负的“野心罪”，即使得不到官方的昭雪，在民间心理上并不是什么问题；至于他们最终将获得怎样的口碑，是否将一直背负某种“冤屈”，殊难定论。红色队伍中的冤魂枉鬼多矣，他们一开始就应当明白这一点，就耐心候着吧。所谓“自有公道人心”，也未必“应验不爽”啊！

诛心之恶

在中国政治中，广泛地运用“野心之罪”来惩罚政治对手，即使依照中国标准来看，也是一种不可宽恕的恶，这种恶是双重的。

首先，它根本违背政治开放的现代理念，是一种完全过时的恶政。

其次，即使放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来看，也有失公平。近年来，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随着主政者愈来愈失去自信，“野心罪”愈来愈成为惩治对手的工具。在旁观者看来，最直观的审察就可断定：欲加之罪而已，哪来那样多野心！当事者之怨愤难平，可想而知。尽管受害者“各有各的账”，并不能得到公众的多少同情——今日之中国，谁不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但这种理由，并不能用来对滥用“野心罪”辩护。

从法理看来，设置“野心罪”没有任何法律的理由。法律只能惩罚行为，而不能惩罚欲望，而“野心”不过是一种欲望而已，且不论这种欲望正当还是邪恶。对于一件“可欲之事”，连想都不能想，这个世界之恐怖，就无以复加了。况且，凭什么去断定某人“想所不当想”呢？如此岂不大启冤狱之门？人心并非透明之地，根本不是滥施刑罚的地方；惩治“野心”，给人以惩治“叛逆”的表面印象，但并不涉及任何“叛逆行为”，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诛心”而已。以“诛心”代替“诛行”，恰恰是法治之大忌。

开启诛心之门，法治精神势必荡然无存！

无端惩治“野心罪”，有非常危险的后果。惩治一个“野心家”或许附带清除了一个贪污犯，但所得并不能抵所失：它混淆了罪名，毒化了官场气氛，压抑了任何表达不同意见的尝试，助长了黑暗的独裁心理与垄断欲望，断绝了改良政治的任何出路，最终让整个官场变成一个等待爆炸的高压锅！

宁无野心？

在当代中国，政治开放远不是一个有紧迫现实性的课题。但至少从学理的角度实现某种程度的开放，为未来的政治开放奠定一点点基础，却是可能且必要的。这种开放之一，就包括对“政治野心”取适度的宽容与开放。

我肯定不至于主张，你明天就去当众宣布：就是要奋力争取某个权力高位！虽然在原则上，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可以，是什么洪水猛兽；但那完全是“政治竞争”社会的生态，在一个“政治封闭”社会中，那无异于触犯头等禁忌，是明明“犯王法”的事情！

即使如此，也不必打定主意无所作为。在你面前仍然有相当的选择余地。

不妨首先从自己的“字典”中删去“野心”二字。“野心”一词自然有其用处；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实在被滥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恶果已经众所周知。如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政治人物与知识精英自觉禁用“野心”一词，对于澄清政治或许不无裨益。

一旦没有了所谓“野心”的禁忌，就不妨逐步放开思想，鼓励“放眼世界，心怀大志”，在“有志者”之中搜罗人才，逐步改变今天这种浑浑噩噩的沉闷局面。

一旦开启了一个初具竞争态势的局面，那么，在各种层次的竞争者中，让“野心”的奔放形成开弓之势，并不需要刻意为之，只需要顺势而行就足够了。即便如此，人们多半仍然将紧闭双唇，禁谈“野心”。干嘛去谈一件历来认为犯忌的事情呢？至于世情中是否隐含着“野心”，既然可意会，也就无需言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