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也被坑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极具争议的一笔。它被贴上“文化浩劫”的标签,成为暴政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深入史料的细节,会发现这场事件的真相远比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复杂得多——焚书是真,坑儒却是虚构的谎言。而这一谎言的编织者,就是东汉的统治者和为了抬高自身地位的儒生。
1焚书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的记载,说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宴,一共邀请了70个博士。有个叫仆射周青臣的马屁拍的特别好,他说秦国从一个偏远小国,全靠陛下英明神武,驱除鞑虏,才能一统江湖。凡日月所照,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成就是上古圣贤也比不过等等。
秦始皇听了特别高兴。
但是有拍马屁的就有摸老虎屁股的。这个时候一个叫淳于越的齐人博士就说:你看以前殷周统治天下一千多年,都是靠分封子弟功臣来帮自己治理。但是现在皇上您的子弟却没分封,都是平头百姓,天下成了你一个人的了,一但有田常、六卿那样的贼子作乱,没人能帮你,你可咋办呢?你不听老祖宗的肯定长久不了。这个周青臣不指出您的问题还来狂拍马屁,他不是个好东西。
于是秦始皇就让群臣讨论一下淳于越的建议。
然后这时候丞相李斯站出来说,治理国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不能一味讲究祖制。现在皇上开创的事业是以前所未曾有过的,这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就应当出自皇上一人,老百姓只需要关心农工生产,读书人只需要学习法令刑禁就可以了。不学习现在的法律而用古法来指责当世,就是想迷惑老百姓。
李斯接下来的话就严重了。他说以前战乱的时候,各种流派称颂古代,诋毁当今,都觉得自己搞的那一套学说是最好的,然后就胡乱指责国家制度。现在虽然统一了,这些人看到国家有下达政令就开始胡咧咧。这还不算,还要到处胡说八道,用批评君主来博取名声,显得自己多清高,忽悠百姓出来闹事。如果这种事不加以禁止,君主的权威就要下降;底下人就容易搞朋党小团体不服从管理。所以李斯请求秦始皇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毁。除了官方所掌管的之外,民间所有一切著作一并焚毁,也不允许再谈论这些内容等等。唯一不焚毁的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籍。
《史记 》记载秦始皇的态度是“可。”
这就是焚书的由来。这个记载非常清晰,不但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做了详细的交代,而且从原文上来看,也符合当时秦国官方记事的文体。
这件事不仅仅在《史记》中有记载。在《汉书 .艺文志》春秋类中有《奏事 》这本书也记载过相关内容。《奏事》是记录秦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的官方文档,可信程度非常高。在汉代秦以后,就存放在汉朝的档案馆里面。所以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应该是在仔细研究后才拿来作为焚书的基本史料来源。
除此之外,在汉朝贾谊的《过秦论》上卷和下卷也都有提到过了秦始皇焚书的事情。因为焚书而造成的典籍失散的严重后果,司马迁在《史记 .六国年表 》序言中大发感慨,说“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 诸侯史记尤甚, 为其有所刺讥也下。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而史记独藏周室, 以故灭。惜哉, 惜哉 !”。
另外如果从秦国的国体思想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秦始皇也是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因为秦国是个法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早在商鞅辅助秦孝公的时候,就提过类似建议。根据《韩非子 .和氏 》的记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 燔诗书而明法令, 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 禁游宦之民, 而显耕战之士。”在这里商鞅就开始撺掇秦孝公搞连坐,同时烧诗书而明法令。后来没有见到哪个史书对这个政策有后续报道,应该是当时秦孝公没有采纳不了了之了。那么焚书的思想来源,应该就是从商鞅那里继承而来。只不过这一次因为天下统一,秦始皇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就同意了。
所以对于秦始皇焚书这件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2坑儒
根据现存的资料,在《史记》以前的所有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不但坑儒没有,坑别的人也没有,除了坑杀赵国40万降卒的记载。即便是《史记》,说的也不是坑儒,而是坑“方士”。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 都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
我们知道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确实曾派人寻找过仙药。根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说在秦始皇35年, 以侯生、卢生、韩众等一众方士们, 因为没能给秦始皇找到仙药, 怕皇帝宰了他们于是纷纷逃跑。于是始皇大怒,派人捉拿。关于卢生逃跑的那段描述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始皇拿人的那段记载。原文是:
始皇闻亡, 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 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皆坑之咸阳, 使天下知之, 以惩后。
我们知道炼丹求药的都是方士,按照常理来说,方士求药不成,始皇帝抓方士就行了。但从描述来看,“诸生在咸阳者“,”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等被捉之人,已经从方士变成了诸生。诸生是谁?《史记》没有记载,后世很多儒家直接就将诸生解释成了儒生。这里有两个疑点。一个是秦始皇准备抓的方士,侯生、卢生、韩众等都是有名有姓,比较详细,而到了诸生就什么都没解释,一笔带过,连个领头的人都没有。另一个疑点是从文章的逻辑性来看,这个诸生再怎么看都应当是方士。如果解释为儒生,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抓猫,最后反而抓回来狗呢?
然后在这段记载之后,又特别突然的提到了扶苏劝谏的事。大意就是皇上要把有罪的人发配戍边,扶苏就劝说现在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你这么重罚他们,恐怕天下不安定。
根据上面的记载,骗皇帝求仙药的应该都是方士,那么被罚戍边之人中肯定不乏方士群体。当然人口鱼目混杂,犯其他罪名的人恐怕也大有人在。按常理来看扶苏若觉得惩罚太重,应当是劝秦始皇对所有犯人都下手轻点才是。但是扶苏劝谏却单单只为了诸生,而且对这个诸生进行了解释,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所以这段记载的核心怎么看都不像是强调扶苏劝谏秦始皇,而更像是要对上面没有完善的诸生进行一个定义。
由此可见,秦始皇坑方士的名称大概有了一种逻辑变化,就是从一开始的坑方士,变为了坑诸生,最后又变成了坑儒生。
秦始皇坑埋方士的详细记事, 现存西汉的文献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 》而外, 还见于《说苑 .反质 》这篇文章。这里的记载非常详细, 原文如下:
始皇闻之大怒, 曰:“吾异日厚卢生, 尊爵而事 之, 今乃诽谤我, 吾 闻诸生多 为妖言 以乱黔首。”乃使御 史悉上诸生, 诸生传相告, 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 皆坑之。
卢生不得, 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 临四通之街, 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 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 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此处省略很多)...........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
上述原文中我省略了侯生对秦始皇的长篇大论,主要内容是他严厉谴责秦始皇的暴虐不道, 指出秦国存在灭国危机。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重点是在这段文字记载中,不但包括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基本内容, 而且还交代主犯之一方士侯生的下场。他说的秦始皇十分感叹,最后居然还活了命。
但是《说苑》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并不高,据说很可能是游士们在游历河山时编造的故事拼凑出来的。它记载的历史故事很多都流传已久,相当古老, 考证困难。秦始皇坑方士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在秦亡以后到汉武帝求仙求药之间被编纂出来,目的就是游士们自吹自擂抬高身价用的。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很可能参考了这些流传的故事,但由于无法考证,于是对其中相对可靠的部分进行了采纳,而对于侯生和秦始皇长篇大论的空洞部分进行了舍弃。这应该是秦始皇坑方士最早的版本。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方士都被坑了?当然也不是。根据《史记》的记载, 秦始皇身边的方士有三百多人, 比较有名的有韩众 、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 根据上面的故事,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应该是逃跑了,石生没见记载。按理说秦始皇当了这么大的冤大头,很难不迁怒于其他方士,徐福等比较著名的人应该跟着逃跑或者被宰才对。但并没有,他在山东玩的很高兴,一边玩一边为秦始皇继续找丹药。而且根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在坑方士后的秦始皇三十七年, 秦始皇就跑到琅琊找徐福玩。 秦始皇不但没有宰了徐福, 还跟他一起下海射大鱼。再综合上面的提到的侯生一顿嘴炮居然让秦始皇放了他的故事, 实在是怀疑秦始皇坑方士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没有真实发生过,而是后来有人不怀好意而故意编造出来的。
到了西汉后期的时候,有个政客叫扬雄,自年少就博而好学,据说是以为通晓历史的大学者。但此人还是一个坚定的反秦分子,他看不上秦朝的残暴,当然对秦始皇也完全没好感。他后来对篡汉建立新朝的王莽破口大骂秦始皇焚书的事,但是唯独对坑儒只字不提,不但对坑儒不提坑方士也不提。按理说坑儒或者坑方士这么重大的事情,杨雄不可能不拿来对秦始皇进行攻击,可见在两汉之间的新朝期间,可能还没有出现坑儒这个故事在流传。
真正出现坑儒这个词的,是东汉时期的《汉书 .五行志 》,其记载“遂自贤圣, 燔诗书, 坑儒士。”到了《汉书 . 地理志 》中评价秦始皇为:“称皇帝, 负力怙威, 燔书坑儒, 自任私智。”至此,“燔书坑儒 ”彻底变成了一个四字成语, 给秦始皇贴上了文化暴行的标签。
《汉书》是历经班彪、班固、班昭三代才彻底成书。他们班家都是崇尚儒学的人, 算是正统的官方历史学家。著名的《白虎通义》就是由班固根据白虎观会议群儒的讲经编撰而成,它彻底的将封建等级制度、伦理道德等神圣化,为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合法化提供了未来两千年的法理基础。作为汉朝儒家一家独大,大儒班固对于秦始皇自然是极尽攻击之能事的。既然要污蔑秦始皇“燔书坑儒 ”,现有的坑方士的故事肯定是不够的,他需要找别的故事来支撑。 找来找去,他可能从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 》中打开了突破口。
《诏定古文尚书序 》中讲了这么一个坑儒的故事。说是秦始皇烧了书以后,还是担心有人不服法令。于是把来到京城的各个儒生都授予了郎官的职位,一共有七百人之多。然后秘密下令于冬天时在骊山陵墓山谷中比较暖和的地方种瓜。然后等到瓜熟,就让这些儒生解释为啥冬天还能结瓜。这当然众说纷纭,于是秦始皇就让他们去实地查看。秦始皇事先在陵墓山谷中设置了机关,当那些儒生正在辩论的时候,秦始皇趁机发动机关,从上面往下填土,把这些人彻底的埋了。
这已经是坑儒的第三个版本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比之前两个,不但历史背景交代的十分清楚,情节还相当生动具体。但是稍微有些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基本就是胡编的。而且编的不像官方史记,到像是野史小说。故事说坑儒的原因是秦始皇担心焚书引起不满,这就从源头把与坑方士的线索进行了割裂,造成了坑儒的历史背景就是秦始皇的残暴不仁。之后又说骗了这700多个当官的儒生到骊山陵墓去看瓜,连冬天不适合种瓜这种事情也编了出来。先不说这700多个人比史记记载的460多人多了快一倍,反倒是像汉朝时期儒学盛典的状况。以秦始皇的脾气,胆敢有不服从命令的,直接派人拿了就是,还搞什么诱骗至山谷,对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嘴炮之人采用军事上常用的伏击战术,未免太过搞笑。
这个故事编造的很拙略,那为什么还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了东汉的时候,尊经崇儒风潮早都成了官方需要。有些文献的编订,已经不单单是文学儒生的工作,官方也开始进行古文经书的裁定。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官方有需要,或者说官方给做背书,卫宏才编造了一些符合官方需要的东西出来。比如东汉初年的王充在《论衡 .谢短篇 》说:秦燔五经, 坑杀儒士, 五经之家所共闻也。五经,就是东汉初年被立为学官的五部儒家经典, 即《诗》、《书 》、《易 》、《礼 》、《春秋 》。也就是说凡是学儒家的,都认定焚书坑儒就是基本事实。
至此,秦始皇坑儒的事情被彻底的盖棺定论,作为暴君的代表,他就是坑了好多儒生,而且这些儒生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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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分析, 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焚书这事应该是真的,但是坑儒很可能没有,大概率是汉朝因为维护统治的需要而篡改的事件。
而这个篡改可能历经了三个步骤。第一是某些游士、方士在四处游荡的时候为了自我吹嘘抬高身价,编造了一个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之后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被收录到了《说苑》这种不太严肃的文献中。第二是到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他一定也听到了这些故事,但可能出于无法考证或者出于当时汉武帝尊儒的需要,而部分的采用了这个故事,并将方士这个称呼逐渐演变为诸生,完成从称呼上的概念偷换。第三是到了东汉的时候,儒家的人根据政治需要, 彻底撕破脸胡编了一个小说体的故事出来,而诸生的称呼彻底篡改成了儒生。至此完成了秦始皇坑儒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 而把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从此以后, 秦始皇再也没有摆脱过这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