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之火

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败于对手而产生的仇恨，是极具破坏性的强烈心理。这种仇恨的持有者与承受者，多半会低估仇恨的强大力量与长期的毁灭性后果。正是这种巨大力量及其所受到的普遍忽视，成为一些重大灾难的原因。如果你狠揍了某个对手而又未将其消灭，只是立于一旁欣欣然地观赏着失败者的哀嚎，那么，或许你就将大难临头了：失败者的复仇烈火随时可能吞噬你！

德国的复仇

二战前夕，西欧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德国就像一头发了疯的野猪，不顾一切地闯入他们的菜园子，逞凶肆虐，扫荡一切。他们不禁望着德国人发呆：德国人怎么啦，难道他们真的疯了吗？在当时的欧洲政治家当中，却没有几个人还记得20年前，同样是这些德国人遭遇了什么。眼前的德国人或许确实疯了，但他们的疯病之根却是20年前种下的！

此时的欧洲正大难临头，政要们忙于仓促组织抵抗这些如狼似虎的德国人，根本无暇回顾往事，谁会去细想20年前的那些恩恩怨怨呢？况且，此时再想也无济于事了，要命的是，20年前政要们都干什么去了，竟然疏忽了全欧洲最自负的这些德国人！既然那时已将祸根种下，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除了拼死一搏之外，别无选择。

正是20年前，西欧人与新兴的巨人美利坚联手，制服了一直凶猛无比的德国人，这头日耳曼雄狮在欧洲已横行多年。1919年，列强们聚会于凡尔赛，对四年的大战算总账。这与二战后的总清算并不一样，一战谈不上是正义与邪恶的对决。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前，列强们就已经开始暗暗较劲，准备这场决战。无论参战各方如何强调自己的理由，没有谁是无辜者。

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惩罚失败者已经成为一个颠簸不破的传统。这样做似乎理由十足，至少可以预防那些桀骜不驯的失败者再度发动战争。这种逻辑当然更适合一战后的德国人，欧洲列强岂能放过自中世纪以来就让人担心害怕的日耳曼人？列强们的共识是：德国人一定要被惩罚到这样的程度，让他们再也无力发动复仇之战！就是在今天，恐怕也不能说，这样的逻辑有什么不对。

欧洲列强的错误或许只是：在胜利后的陶醉中，他们竟然忽略了一件事：绝不能让德国雄狮深受屈辱，如果那样，唯一后果就是激发德国人的复仇，加速准备新的大战，后者恰恰是欧洲列强要全力避免的。不幸的是，列强加于德国的屈辱，恰恰达到、甚至超过了激发复仇的地步。

在凡尔赛，失去抵抗力的德国人被宰割到这样的程度：大片领土被法国、俄罗斯以及他们的一群小伙伴瓜分，宿敌法国更是割去了莱茵地区的肥肉；巨额战争赔款使德国彻底沦为乞丐；彻底的解除武装让德国几乎到了赤身裸体的地步……。就是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也没有被惩罚到这种程度。这样的结果，遭到了德国的举国反对：从最左翼的共产党人，到最右翼的君主主义者。

普遍持反对态度的德国人，还不至于立即拿起武器——战后筋疲力尽的德国人，已经没了拿起武器的力气；他们唯一能挥动的武器，只剩下心中的仇恨。事实证明，这将是对手的梦魇！

当时的这一切，恰恰被一个人看在眼中，而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日耳曼人，他就是希特勒！这一场戏的下一半，就轮到由希特勒来主演了，他将毫不犹豫地在全欧洲燃起熊熊大火——复仇的烈火，直至几乎烧毁西方文明积聚千年的一切！

或许，德国人的复仇，毕竟也有一点文明价值，那就是给予人类一次永生难忘的教训：不要对一个骄傲的民族侮辱过甚！问题是，人类记取了这一教训吗？这就得去问掌管着人类命运的世界政要了。

犹太人的复仇

复仇的故事，当然并非仅仅属于德国人。俄罗斯对日本复仇、波兰对俄罗斯复仇、法国对德国复仇……，这些构成了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复仇之得以实现，自然要求复仇者与其对手大体上旗鼓相当。被大国欺凌的小国，即使有复仇的雄心，也多半壮志难酬。曾多次被俄罗斯欺凌的小国立陶宛，纵然有复仇之志，面对庞然大物俄罗斯，哪来复仇的机会？最终不免认怂了事。

如此说来，小国岂不就没有了复仇的资格？世界史向人们所展示的残酷现实，或许大抵如此。但这个世界就是有不服这种通例的小国在，它就是独树一帜的以色列！

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复仇故事，是世界史上的闪光篇章，多少年后都将激励各个不甘受虐的民族。

曾经被称为“永世流浪者”的犹太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以致它居然自称为“上帝的选民”。不过在犹太复国之前，犹太人实在不像什么“上帝的选民”，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炫耀于世界。这个古老民族发迹于古埃及时代，一直是一些更强势的文明民族欺凌的对象，直到上世纪中叶都没有一块安身立足之地。二战之后，它时来运转，在列强的支持下，终于在它的中东故地复国成功。由犹太人组成的以色列国虽然古已有之，但在其国运中断两千年之后，就几乎被全世界忘记了。它能报仇雪耻、光复祖业吗？犹太人的复仇成功，恰恰恢复了它祖上的千年荣光！

不过，在完全意义上的复仇谈何容易！犹太人自从纪元前后走出巴勒斯坦故地，流浪于全世界，几乎受到过所有文明民族的歧视、欺凌、迫害，迫害者之多，恐怕都记不过来了，更何谈复仇？我想，犹太人也未必要对所有有过仇怨的人复仇。但有一些仇人它是绝不会放过的，那就是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屠夫。于是，追捕大屠杀中的纳粹凶手，就成了现代以色列国的神圣事业。

对于某群特定的罪犯穷追不舍，在人类历史上或许也曾有过，但没听说有哪个国家能做到以色列这种地步，乃至如此策划周密、锲而不舍、大见成效。从以色列建国伊始，追捕纳粹逃犯的以色列特工，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所有角落，追捕到了几乎所有重要嫌犯，将之押回以色列审判。这算是完成一种标准的复仇程序。我不知道，为此而投入了怎样的巨资；能肯定的是，以色列人绝不会吝惜这笔投入。

对纳粹屠夫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追捕，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复仇。正是以色列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树立了严格的正义标准：对于“灭绝人类”的罪行，绝不让法网网开一面，务必将所有嫌犯抓捕归案。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以色列人做得更好了。这既是一种正义标准，也是一种法理标准，还是文明人类的一种责任标准。试想，那些对于追捕残害人类的罪犯——例如徐州“铁链女”案中的那些罪犯——负有责任的人，在罪犯逍遥法外时无动于衷，你在良心上能宽恕这些玩忽职守者吗？

穆斯林的复仇

在执着地履行复仇义务这一点上，不同民族的差别甚大。在世界上特别坚持的两个民族：犹太人与穆斯林（后者应算一个教派，在中东则是阿拉伯民族），他们恰恰势不两立，彼此种下了许多仇怨。

尽管在“记仇”这一点上，犹太人与穆斯林不分伯仲；但在复仇的方法上却差别甚大。犹太人所秉持的“犹太文明”虽然独具一格，但其主要精神可归属于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尤其如此。因此，犹太人的复仇并不能明显偏离法治轨道，这就避免了极端血腥的复仇行为。恰恰相反，穆斯林文明离现代文明尚远，在许多方面，很难以“文明”二字来描述穆斯林的复仇。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穆斯林复仇故事，可能主要来自《天方夜谭》这类文学作品。在精神特质上，这些文学传说的真实性不容置疑。整个来说，穆斯林至今都生活在“默罕默德时代”，他们既不能离开“帐篷生活”所留下的那种原始粗犷，也离不开他们的真主，实际上是离不开默罕默德——那个永远的导师、粗野的半文盲教主。

那么，“穆斯林复仇”有一些什么标志性的特点呢？

让仇人流血——其实这并不完全属于穆斯林，全人类的古代传统就是如此。但穆斯林之特别显得血腥，则是无可怀疑的，而且部分地直接来自于《古兰经》、来自默罕默德的教导与示范。“以真主的名义杀死仇人”，在今天仍然是标准的口号，并不因现代法治思想的渗入而根本改变。

当事人动手——当事人亲自复仇，无疑来自最古老的传统，他让复仇者获得无可比拟的快意，却让穆斯林文明迟迟进入不了现代法治社会。让“当事人动手”，无非是以私刑代替法律。在今天的穆斯林世界，私刑成了社会常态，它离现代文明有多远，不待多言。用私刑清除对手也不是什么民间陋俗，就是在上层政要中也是流行的。近年来沙特王室的种种丑闻，就是明证。

以宗教的名义——宗教教义即使不完全排斥复仇，也不特别鼓励复仇，基督教尤其如此。但穆斯林是一个例外，穆斯林本身从来不避讳这一点。穆斯林的创教史，就围绕着“史诗”般复仇的故事；后来连绵不断的宗教纷争与宗教战争，更离不开“复仇”这一主题。历史上最悠久的穆斯林内部纷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就起源于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这一复仇延续至今，看不出有终结之日。

一旦有了宗教“护航”，复仇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再无人敢公开反对了。

“穆斯林复仇”已经如此深入穆斯林文明的精神核心，几乎是无人敢触碰的，其未来并不光明，除非穆斯林文明经受某种更新，但这有可能吗？

化解之道？

尽管我高度肯定了以色列对于纳粹屠夫的复仇行动，但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复仇”并非完全可取的人类行为，它是文明的一块硬伤，在高等级的文明面前，应当退避三舍。

今天，“复仇”二字越来越成为文明社会的某种忌讳，可见文明人类并不情愿肯定复仇，更不公然鼓励、欣赏复仇。但让复仇彻底退出高尚的人类生活，却还远不是当前的现实；“复仇”作为心理、文化、法理、制度的传统，实在太强大了；即使最宽容的文明人，恐怕也不敢轻言反对一切复仇。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支持唱高调。在今天，“复仇”可以被抑制、软化、规范，但不可能完全排除。在让“复仇”回归文明的道路上，应当而且可能逐步走过下述阶段：

法律层面——首先杜绝任何法外复仇。如果容许某个法外复仇，即使是最受大众支持的复仇——例如诛杀《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也不应该放行；否则，法治将不复存在。

道德层面——那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复仇，即使不被法律禁止，也应受到道德的谴责，使其存在空间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对于婚姻背叛者的许多传统惩罚方式，未必违法，但不为现代道德观念所接受。道德的谴责虽然缺少强制力，却能给这类复仇以充分的约束。

##文化层面**——有些复仇行为很难在法律、道德层面上得到制约；特别，国家、民族之间的复仇通常如此。例如，我相信大多数日本人不致主张对二战的战胜国复仇；但其所以如此，恐怕多半不是法律与道德的理由在起作用，更可能是战后风行全世界的“和平主义”文化在起作用。

对于约束“复仇”，有一个强大的障碍，它就是意识形态，尤其是那种鼓吹仇恨的意识形态。不幸的是，我们恰恰生活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氛围中。一个民族，如果自幼年到老年，都被鼓励去仇恨某部分人类，甚至仇恨一部分同胞，还有什么希望约束“复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