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米塞斯人的行动学。

人类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从事有目的的行为，旨在将自己的处境转变为更偏好的状态。这一基本公理是绝对确定的。否认它就等于肯定它——因为就连否认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一种有意图地坚持立场的尝试。因此，人类行动的真理性并不依赖于经验验证；它在所有可能存在行动的世界中都成立。它是心智的一个范畴，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必要前提。 这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意识形态。你不需要在实验室里验证“2+2=4”。同样，你也不需要心理学实验来证明人类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采取行动以缓解不适感。两者都是非经验的、先验的真理。 但集体主义者坚持说：“我们观察到利他主义、爱或集体主义行为——因此人类行为学一定是错的！” 这样的反对意见误解了行动的本质。人类行为学并不否认人们会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行动。它只是解释说，即使是这些行为，也是由行动者自己选择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尺度。每一种行动——无论看起来多么无私——都是行动者在那一刻最重视的东西的表达。 所有人类行动在行为学意义上必然是“自私的”——因为它源于个人缓解不适感的自主选择。“无私行动”的概念经不起推敲。每一个选择之所以被做出，是因为它比被放弃的其他选择更能满足行动者。因此，“自私”这个词变成了同义反复：所有行动都源于自我，并以从行动者自身角度获得更理想的状态为目标。 没有自私的“我”——这个行动、选择、评价的个体——任何概念框架都没有基础。爱、正义、牺牲，甚至社会本身等所有范畴，都预设了一个能够赋予价值、做出判断并据此行动的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每一个更高阶的概念——责任、同情、忠诚，甚至逻辑——都依赖于一个选择它们的“我”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我”去偏好、去感受不适、去寻求改善，就不会有理性、道德、语言、价值或生命。 想想“无条件的爱”这个概念。它预设了一个行动着的个体——一个感受、选择、评价的主体。没有“我”去爱，就没有爱，也没有被爱的“你”。声称爱是无条件的，就是模糊了选择的本质。一个人必须首先构想爱的对象，权衡各种选择，然后选择维持这种承诺。这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它源于个人的价值层级。 当有人说“我无条件地爱”时，他是在表达一种价值判断。他之所以爱，是因为这样做能带来满足——也许是情感上的平静、精神上的充实，或对理想的忠诚。但爱的行为仍然是一种选择，因为它最能缓解不适感或实现个人目标。 利他主义也不是对自我的否定。它是一种自我选择的对他人需求的满足，仅仅因为这种结果对行动者来说比任何其他选择都更有价值。即使是战场上的士兵，或为孩子牺牲舒适的母亲，也是按照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行动的——无论是荣誉、爱、责任还是信仰。这总是对行动者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总是一种利己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集体主义者的思维开始哭泣。的确，他们的眼泪不是来自反驳，而是来自他们无法逃避的真理的对抗：即使他们崇高的“爱”和“利他主义”概念也建立在自我起源的评价之上。他们哭泣是因为神话破灭了。他们哭泣是因为自我否定的面具被撕下，露出了每一个关怀或牺牲姿态背后的主权自我。 揭露这一点并不是残忍；而是清晰。人类行为学的任务就是消除感伤主义的迷雾，表明没有脱离选择的行动，也没有脱离选择者的选择。他们所谓的“无条件”和“利他主义”只是他们最重视的条件。 这就是集体主义者的手开始伸向枪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把枪诞生于自由中孕育的自私欲望——不是为了悲伤，而是为了沉默。当真理不能被逻辑否定时，它就会遭遇武力和意识形态。 因此，任何否认个人作为行动唯一来源的首要性的东西都是固有的邪恶——它不仅破坏个人生活和经济协调，而且破坏自由、尊严和文明本身。试图在没有自我的情况下建立伦理、政治或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胡说。以自我为导向的自我不是一种道德失败；而是意义、选择乃至生命本身的条件。摧毁自我，你就摧毁了真理、爱或利他主义甚至能够被思考的空间。 集体主义者试图用集体意志的抽象概念取代行动的人。但这样的意志并不存在；它不能选择；它不能评价。它总是一个面具——由暴君、计划者、官僚佩戴——他们取代个人，熄灭了唯一真正进步源泉：自由人的自发行动。 所有集体主义学说——无论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是神权政治——都要求个人服从于虚构的整体。它们不仅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它们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试图消灭生命的机制：人类行动本身。因此，当我们说除了自由——在恰当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反人类时，我们不是在提出意识形态主张，也不是在进行党派修辞。我们是在陈述一个逻辑真理——一个植根于作为行动存在的人的本质的真理。 自由不是在相对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它是人类行动的必要条件。只有自由的个体才能选择、偏好和行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行动者——只有服从和衰败。 一个否认自由的系统——通过法令、强制和集体主义抽象——试图消灭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代理：个体选择的心灵。废除自由就是废除行动。废除行动就是废除生命。